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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解码兔年丨高巍：庙会何以成为多元文明融会的民间嘉年华？******
中新社北京1月27日电 题：庙会何以成为多元文明融会的民间嘉年华？
——专访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巍
中新社记者 杜燕
在中国，庙会最早可追溯到远古，盛行于东汉后。历经千年演变，如今既保留传统习俗，又融入现代元素，不仅吸引着海外华人参与其中，更逐步走出“中国城”，成为各族裔互动、多元文明融会的民间嘉年华，展现世界各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为什么千百年来庙会备受青睐？为什么全球越来越多的城市举办中国春节庙会？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巍，阐释庙会千百年嬗变，讲述春节庙会何以成为全球华人的纽带，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庙会在中国起源于何时？有何意义？
高巍：庙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风俗，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并随社会发展体现时代色彩。
在中国，庙会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期，且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庙”字，繁体为“廟”，“广”下一个“朝”。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廟，尊先祖皃也。从广，朝声。”即“庙”本意是供祀祖先的场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时祭祀主要是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以祈求庇佑和保护。祭祀过程中，人们聚在一起举行仪式、进献供品、演奏音乐等。这可以看作是民间庙会的雏形。
到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道教也逐渐形成，佛、道两教以庙观为场地举办多种活动。随时间推移，一些活动走出庙观，巡行队伍中有避邪的狮子、宝盖幡幢、百戏杂耍等活动，热闹非凡。小商小贩们看到庙观的烧香拜佛者多，在庙观外摆起各式小摊。在庙观及其附近定期举行的这种民间活动被称为“庙会”，又称“庙市”。
2022年，民众在河南淮阳太昊陵二月二庙会祈福。牛书培 摄商业气息随群众性、娱乐性的增加而增强，是在唐宋时期。唐宋以后，在中国农历新年、元宵节、二月二、三月三等节日举行的庙会，延续下来并迅速蔓延。
庙会上，官员、客商、民众、僧侣各色人等，熙熙攘攘。“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这是清代富察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中记载的庙会盛况。
庙会因商贸、世俗文化等的融入，从祭祀活动、朝山进香等民间信仰活动演化成集信仰、商贸、娱乐、旅游、休闲、探亲、会友于一体的民间盛会，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春节，北京地坛庙会的“皇帝”祭地表演吸引民众观看。富田 摄中新社记者：为何千百年来国人热衷逛庙会？
高巍：文化是精神价值的体现。中国幅员辽阔，民间信仰种类繁多，加上“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特点，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
庙会是历史、传统、文化的缩影。已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有33个庙会以“民俗类”项目入选，如北京厂甸庙会、山西晋祠庙会、上海龙华庙会等。
颇具特色的市井叫卖，热销的古董字画、精彩的花会表演，还有摔跤比赛、双簧表演、京剧清唱……北京厂甸庙会历时四百多年，经由祭祀而庙市，转而书市，渐成文商并举的春节逛厂甸民俗活动，以其“雅俗相济、商娱相融”的独特魅力享誉京城，成为展示京味民间文化和宣南文化的窗口和平台。
2018年春节，北京厂甸庙会的传统摔跤表演。贾天勇 摄晋祠庙会古称“赛神会”，源于西周时期祭祀叔虞之母邑姜诞辰的仪式活动，从农历七月初一开始，历时五天，晋祠水镜台演戏酬神，附近百姓上香祈福。庙会期间，还有社火表演等，展现山西太原当地古老的乡风民俗。
上海龙华庙会是华东地区著名庙会之一，可追溯到唐代，近代曾吸引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此一游。龙华庙会具有都市性、商贸性和娱乐性的特征，除祭祀神佛外，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的传说故事，并形成了丰富的庙会民俗事项。
2015年4月，上海龙华庙会。周东潮 摄庙会不断发展变化，满足当时社会条件下民众的精神和物质需求，折射出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百态，反映时代的变迁。因此，从古至今，庙会流行于中国各地，各具特色，备受民众喜爱。尤其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给人们带来无限喜庆，过年期间逛庙会更成为各地民众欢庆新年的重要形式。
中新社记者：庙会如何体现民俗风情和时代特色？庙会传承着怎样的“文化基因”？
高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庙会，扎根地方社会的文化基础中，反映当地的民俗风情。
以北京地区为例，老北京庙会起源于辽代，发展于元末明初，兴盛于明清两代。昔日北京城庙宇多，庙会也名目繁多，按内容可分为宗教类、祭祀类、商贸类、文娱类、观光类；按开办时间和性质分，每月逢一、二、九、十是隆福寺，主要售百货、小吃、花鸟鱼；逢三是土地庙，主要售土产、百货等。
2003年元宵节，北京市民在隆福寺大街猜灯谜。史利 摄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庙会继续举行。由于历史原因，北京庙会一度退出民众日常生活，到1984年举办龙潭庙会、1985年举办地坛庙会，北京庙会开始复苏。
1996年2月，北京龙潭庙会上，“鼠”轿夫抬着娶亲的轿子鼓乐齐鸣，引得逛庙会的中外游客争着上轿当回“鼠新娘”。王瑶 摄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多样性带来文化多样性。北京的庙会逐渐形成多元化的格局：有传统庙会，也有时尚庙会；有京味儿庙会，也有洋味儿庙会；有大型庙会，也有社区的微型庙会。近年来，商家庙会方兴未艾，博物馆庙会、科技馆庙会蔚然成风。
2018年2月，小丑在北京石景山游乐园“洋庙会”表演。任海霞 摄联通古今、融汇东西，庙会以其深厚的历史沉积、浓郁的传统风韵，不断融入新元素而繁衍传承，更是让其他传统技艺得以传播和传承的载体。
庙会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空间。所谓“文化空间”，好像看不见、摸不着，但整体、综合、真实、生态、生活地展示一种文化传统或模式。庙会就是以社会大规模群体活动的模式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以大型集体活动完成一定范围内的年度社交礼仪。这是一种仪式感，不是个人在家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去突出某个人或某种利益，而是需要民众走出家门、走进活动，处于异于平日的节日环境中，满足情感诉求、体味文化享受，就像人们在春节期间逛庙会获得“年味儿”体验。
2023年1月13日，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白米社区举办小年庙会。现场有舞狮、剪纸、糖画、糖葫芦、兔爷彩绘、写福字、套圈、投壶等民间技艺和非遗体验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供图中新社记者：庙会为什么能成为联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文化纽带？
高巍：从古至今，中国的各种庙会吸引无数民众。在港澳台地区，信众广泛的传统庙会与祖国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海外华人居住区，从祖国带去的庙会欢愉热闹，以特殊方式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2014年3月，香港第十届大角咀庙会热闹开幕，举办大型巡游汇演。洪少葵 摄中国庙会是活着的民俗，很多学者将其称为“中国人自己的狂欢节”。与西方狂欢节、万圣节等相比，这些节日均源自宗教且在历史发展中扩展内涵，加入本地文化特点，内容丰富多元，是各地民俗文化的缩影与延伸；不同的是，中国庙会与农耕文化紧密相连，许多地方的庙会是根据所在地的气候特点确定日期，结合当地风土人情举办。因此，中国庙会往往与农历“二十四节气”相呼应，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
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重要节日，春节在中华儿女心中是最重大的节日，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仁爱、和谐、勤劳等民族精神，传达着个体的美好冀望，展现出人的本质，即相互关爱、相互支撑、相互帮助。
近年来，海外“春节热”逐年升温，很多国家陆续将中国春节确定为当地的公共假日。在欢庆春节的活动中，举办庙会成为许多城市的不二之选，舞龙舞狮、游行等表演为主，集市为辅，更让节日传递的文化精神得以升华。
2008年2月，美国洛杉矶中国寺院西来寺举办传统庙会，华人华侨欢度新春。贾国荣 摄在节日的欢乐祥和气氛中，中国庙会的内容和形式未来仍会不断丰富、变化，成为各地民众乐于感受的“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可以感受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受中华传统民俗虽经千年却历久弥新。(完)
受访者简介：
高巍，北京民俗学会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民俗研究。著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民俗文化史》《四合院》(本书荣获2004年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幡鼓齐动十三档》等多部著作。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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